丁卯，徙郴王逾为丹王，鄜王遘为简王。
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七月，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巨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对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随州降，寻复为其将康叔夜所杀。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馀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尚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馀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戒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汧、函失险，外侵则汧、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拏，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谓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硃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卒，希烈叛；惟岳戮，硃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馀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这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报思劳神，徇无巳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硃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夫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译文】
丁卯，将郴王李迁之调为丹王，鄜王李遘调为简王。庚午，答复蕃国判官监察御史于頔和吐蕃使者论剌没藏从青海归来，说边境已定，请求派区颊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日，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令诸将与区颊赞在城西盟誓。李揆有才望，卢杞厌恶他，所以让他入吐蕃。李揆对皇帝说：“李揆不畏惧遥远的地方，怕死在路途中，不能传达陛下的命令！”皇帝为之感到悲伤，对卢杞说：“李揆恐怕年纪大了！”李揆回答说：“派遣给远方的使臣，不是熟悉朝廷故事的人是不能胜任的。而且如果李揆去了，那么今年比李揆年轻的人都不敢再远行了。”
八月，丁未日，李希烈率领三万军队围攻哥舒曜于襄城，皇帝诏令李勉和神策将军刘德信率军救援。乙卯日，李希烈将领曹季昌投降唐朝，不久又被他的将领康叔夜杀死。
皇帝在东宫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很有名望，登位后，召见他任翰林学士，多次询问国家大事得失。当时两河用兵久不能决断，赋税徭役日益增加，陆贽认为战争将耗尽民力，担心别生出内乱，于是上奏，大致说：“战胜的关键，在于得其人；驾驭将领的关键在于掌握权力。将领不得其人，虽然兵力众多也不足以依靠；权力失控，即使有才能的将帅也不能发挥效用。”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帅，这不只是耗费钱财、招来寇贼的弊病，也有不自量力、自取灭亡的危险。”又说：“现在两河、淮西叛乱的首领只有四五个人凶恶的人而已。我们还要担心他们中间或许被误伤或陷害，内心产生怀疑和疑虑。仓促之间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形势就难以制止。何况那些其他的人，都是被迫归顺，只要知道保全自己，难道愿意作恶吗？”又说：“不要解除目前的威胁，却引发意外的祸患。人是国家的基石，是国家的根本。钱财是人心所系，人的心受到伤害，国家的基础就会受损。国家的根基受损，国家的枝干就会枯萎。”又说：“人心动荡不安，事变不可预料，因此军队贵在朴素而拙速，不崇尚巧迟。如果不能稳固根本却只救末节，那么用来挽救的办法，正是祸患的起因。”又论述关中的形势，以为：“王者积蓄威势以昭明德业，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之地，是四方的根本。太宗列置府兵，隶属于禁卫，总共八百多个府，而在关中大约有五百个。全国的力量不如关中的一半，说明居重驭轻的意义明显。经过太平渐长，武备逐渐减少，虽有府卫存在但士卒很少习练。所以安禄山窃取倒持大权的柄柄，利用外重的机会，一举叛乱，导致两京失守。幸亏西边有部队，各地牧马，每州有粮草，所以肃宗能够中兴。乾元之后，又有外患侵扰，全师东讨，边防松懈，戒禁空设，吐蕃乘虚深入，成为寇贼。所以先皇帝无法抵御，避走东游。这都是失去居重驭轻的权势，忘掉深根固柢的考虑。内寇则汧、函失险，外侵则汧、渭成为戎寇。在这个时候，虽有四方的军队，哪能挽救一朝的患难。陛下回想到这里，岂不感到担忧！现在朔方、太原的兵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的兵力，已出关外。如果有贼臣引诱敌人，黠虏窥视边疆，伺机入侵，稍有侵犯亭障的举动，这是我所忧虑的啊。没有审察陛下怎么防备！听说讨伐反叛之初，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可以轻易对付，都以为有征无战，役不超时，估计兵未很多，费用不大广，对于事情没有什么干扰，对于人民没有什么劳苦；没想到连年战争造成祸乱难测，日引月长，渐渐改变初衷。过去几年是天下人所忧患的事情，都说除掉它就可以致升平了，如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等人就是如此。过去几年说国家所信服的人，都说任用他们就可以避免祸乱的人就是朱滔、李希烈等人。不久李正己死了，李纳接着他；李宝臣死了，惟岳接着他；梁崇义卒了，李希烈叛了；惟岳被杀了，朱滔携走了。这样看来以前所忧虑的是四去其三了但忧虑并没有停止过去几年所信服的是现在自叛了其余又很难保住这是知道建立国家的安全在于形势，任用的成败在于人选。如果形势安定，异类同心；如果形势危险，那就是舟中的敌人国。陛下难道不应该追鉴往事，重新制定计划吗？一定要孜孜汲汲地报思劳神，追求没有止境的事理，希望难必的效果吗？今关辅之间已经征兵征役很过分了，宫苑之内备卫不够完备。万一将帅之中又像朱滔、李希烈之类，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这也是我所说的忧患。夫既然审定了陛下再怎么防备呢！陛下如果听信愚臣的建议，所派遣的神策六军李晟等人以及节将子弟都可以追还。下敕令泾、陇、邠宁等道命令严加戒备守卫同时说不再征集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下恩泽诏书罢除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希望那些已经交纳税款者弭怨见处之人获安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皇帝没有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