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御史中丞穆赞按度支吏赃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谮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
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在以磁、邢、洺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赉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临洺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洺州。定蕃帅其众二千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
《资治通鉴》记载，云南王异牟寻派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求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在异牟寻的北面跪拜接受册封后，他再拜以示恭敬，并随使者宴请。
随后，云南王异牟寻向唐皇上表归顺，请求恢复南诏国号。袁滋奉旨至云南，异牟寻率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由吐蕃提供的金印，恳请唐朝准许南诏恢复国号。袁滋以朝廷使者身份册封南诏，赐以“贞元册南诏印”。
异牟寻对袁滋表示出极高的敬意和忠心，在袁滋的册封仪式上，异牟寻以北向跪拜，接受册印，再拜以谢。这一行为表明了他对唐朝的尊重和信任。同时，他也借此机会与唐朝使者进行宴饮，进一步表达了他的诚意和忠诚。
唐代的制度规定，册封使者需要持有中央政府的印章，而袁滋此次携带的就是皇帝赐予的银窠金印。此金印是唐朝的象征，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和尊严。袁滋将这一重要的象征授予异牟寻，不仅代表了唐朝对他的认可和支持，也象征着对南诏的正式承认和接纳。
袁滋此行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外交使命，更是唐朝对外展示国威、巩固边疆的重要行动。通过册封南诏，唐朝成功地维护了边疆稳定，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这次事件不仅加深了唐朝对南诏的控制力，也为后来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互动奠定了基础。}
南诏王异牟寻献金印 唐帝国再铸南疆辉煌
云南，一个位于中国西南部神秘而古老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公元9世纪中叶，随着一位名叫异牟寻的南诏王的出现，这片土地的命运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南诏，一个曾一度强盛于西南边陲的王国。在唐朝的支持下，它曾一度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南亚诸国的桥梁，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朝与吐蕃关系的微妙变化，南诏的地位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78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改变了一切。吐蕃的入侵让南诏国王异牟寻陷入了绝望之中。在绝境之下，他不得不寻求外部援助，希望通过联合其他力量共同抵抗吐蕃的侵袭。在这一背景下，异牟寻派遣他的兄弟凑罗楝，带着沉重的土贡和珍贵的金印，来到了京城长安，希望能够获得唐朝的帮助和认可。
公元783年，也就是贞元十年，异牟寻的弟弟凑罗楝在长安献上了他的地图、贡品和金印。这一切的背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求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希望唐朝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在长安城，袁滋，这位被派去处理这件事的唐朝官员，以他的智慧和公正赢得了异牟寻的信任。在公元784年，也就是贞元十一年，袁滋亲自来到南诏，见证了异牟寻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在那里，袁滋不仅接受了南诏的献纳，更重要的是，他代表唐朝赐予了南诏一个新的身份——“南诏”。
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对南诏的一次简单的册封，更是唐朝对整个南亚区域的一种战略布局。通过赋予南诏新的封号，唐朝成功稳固了其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为今后与南诏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诏从此正式成为了唐朝的藩属国，并在之后的岁月里不断与唐朝展开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贸易。从文化到经济，从军事到教育，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异牟寻的这一决定不仅为南诏带来了短暂的繁荣，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自身的强大，更需要借助外力来实现跨越式的进步。而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选择正确的方向和合作伙伴，往往能够开创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