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刘昫判三司。
辛巳，蜀在赦，改元明德。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其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鄩之侄也。
甲申，蜀将张业将兵入兴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琼权判枢密院，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端明殿学士。
戊子，斩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灭其族。
己丑，诛药彦稠。
庚寅，释王景戡、苌长简。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
公元934年，清泰元年（甲午）二月，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继续担任节度使。在潞王清泰元年（甲午，公元934年）的某个日期，后唐末帝李从珂离开凤翔出发前往洛阳时，曾对三司使王玫承诺入洛阳以后给军士每人赏钱一百缗。然而到达洛阳后，末帝询问三司使关于府库中实情，得知库存数百万。
此时期内，后唐帝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尤其是与石敬瑭的关系紧张。石敬瑭曾一度请求归降契丹，但被拒绝，最终导致石敬瑭发动兵变，迫使末帝出逃。此次事件不仅影响了后唐的政治局势，也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后唐末帝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使得国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唐的政权逐渐走向衰亡，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
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后世的评价多种多样。有人批评末帝过于依赖宦官，而忽视了朝中重臣的意见；有人则认为末帝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他在位期间也有过一些改革和尝试，试图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些争议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个人立场的不同。
在探讨这些历史事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行为和决策都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制约。因此，了解这些背景和情境对于全面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唐末帝李从珂统治时期的动荡局势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和中央政权的衰弱。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及其深层次原因。在未来的研究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关注更多元的视角，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