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罗庵论书·与张芑堂论书

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其实耕之所以然，织之所以然，奴与婢了不知也。以其所习，则归之耳。芑堂精心书道，勤学好问，不敢不以所习告。
芑堂问曰：“古人云，笔力直透纸背处如何？”山舟曰：“当与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便如药山所云，看穿牛皮，终无是处。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若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米襄阳笔笔压纸，笔笔不著纸，所以妙也。”
芑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极软笔自见。譬如人持一强者使之直，则无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则全腕之力自然来集于两指端。其实书者只知指运，而并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则羲之之背后掣笔，政是验其腕力之到与否，无他谬巧也。”
山舟曰：“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古帖具在可证也。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米老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一语是书家无等等咒。”
山舟曰：“柳诚悬元秘塔碑是极软笔所写，米公斥为恶札，过也。笔愈软，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画起处用凝笔，每水旁作三点，末点用逆笔踢起，每直钩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钟乳。不则画如笏，踢如斧，钩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笔正’，莫作道学语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软笔故。设使米老用柳笔，亦必如此。”
山舟曰：“笔要软，软则遒；笔头要长，长则灵；墨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
山舟曰：书家燥锋曰渴笔，画家双管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人人喜用硬笔，故枯。若羊毫，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一一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者否？羲、献父子不同。临兰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颜平原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绳尺。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死，似我者俗。正为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针。”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当临写时，手在纸，眼

《频罗庵论书·与张芑堂论书》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梁同书的书法理论著作，其中涉及了关于书法创作与学习的深刻见解和独到观点。在这部作品中，梁同书不仅阐述了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和外在技巧，还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了笔力如何透纸背、腕力如何运用等问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同书是清代的一位杰出书法大家，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九十之后自号新吾长翁，被并称为钱塘（今浙江杭州）和徽县（今安徽）的“三梁”，以及与安徽亳州梁氏和会稽（今浙江绍兴）梁氏并称“三梁”，其地位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他工书法，出入颜、柳、米之间，晚年纯任自然，冠绝时流。梁同书的书法理论著作《频罗庵遗集》和《频罗庵论书》等作品，成为研究其书法艺术不可或缺的资料。

《频罗庵论书·与张芑堂论书》中，梁同书提出了“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观点，意指耕作和纺织的道理相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学习和询问。这一观点反映出他对书法艺术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即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个人的能力和习惯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实践。

梁同书在书中也提到了古人对于笔力的论述，如“笔力直透纸背处如何？”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强调了书法创作的精神性，指出书法不仅仅是技巧上的展现，更是书法家内在气质和精神的体现。他还讨论了腕力的重要性，认为书法创作中手腕的力量运用至关重要。这些见解对后世书法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理论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频罗庵论书·与张芑堂论书》不仅是清代书法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宝库。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精髓，以及梁同书作为一代大师的非凡成就和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