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是关于楚国的一段记载，涉及晋国和鲁国的外交互动，以及郑国的内政变动。
在《左传》中，襄公二十九年的楚国事件主要描绘了吴国被弑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同时反映了晋国的政治动态及郑国因饥荒而发生的社会问题。晋国方面，知悼子联合诸侯之大夫共同修建杞国城防，而孟孝伯参与其中。郑国的子产与大叔文子的对话中，子产提到“甚乎！”，指的很可能是吴国城墙的修建工程。
晋平公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君主之一，其治理下的晋国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晋平公在襄公二十九年期间，仍然保持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
从历史角度来看，襄公二十九年的事件不仅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些特征。例如，郑国的饥荒问题突显了当时社会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应对灾害的政策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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