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
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春秋时期郑国大夫伯有的故事及其在《左传》中的记载
伯有，作为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个悲剧性角色，他的名字和故事在《左传》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相惊伯有的无谓自扰到伯有的“复活”，再到晋国的平盟和郑国的铸刑书，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治动荡的背景，也反映了民众对权力、法律以及死后世界的困惑和恐惧。
《左传·昭公七年》中描述的郑国人对伯有的恐惧是一个典型的战国时期政治恐慌现象的表现。这种恐慌源于对未知与超自然的恐惧，以及对权力更迭和政治变动的心理反应。伯有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鬼魂作祟的传说，更是当时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反映。
伯有死后八年的“复活”，是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话题。根据史书记载，伯有在死后八年似乎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成为可怕的“厉鬼”。这样的描述不仅增添了历史的神秘色彩，也反映了人们对生死、灵魂不朽等议题的深刻思考。
晋韩宣子访问鲁国时，曾询问子产关于伯有的事情。子产以人死如事生的态度回应，认为伯有虽然已经死去，但他的灵魂依然能够影响人间。这个故事进一步探讨了生死之间的界限以及人的精神世界。
郑国铸造刑书并公布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法律公布行为。这一事件的记录显示了法治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萌芽，同时也反映了郑国内部对于法律权威的尊重和接受。
伯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鬼魂的传说，它背后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历史背景同样值得深入探讨。通过对伯有故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心态，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