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译文
在西汉景帝元年，皇帝下诏说：“增加的鞭打和严厉处罚没有区别，幸运地不死的人，不能再做人。现在规定：笞打五百是三百；笞打三百是二百。”监狱中仍然有很多案件。到了景帝中六年，又下诏说：“加笞打的，有时直到死都没有挨完，朕对此很怜悯。现在把笞打五百改为三百，笞打三百改为二百。”又说：“笞打是用来教人的，所以定出鞭打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示皇帝：“笞打的杖的长度五尺，其杖杆的直径一尺，竹棍末端厚度半寸，都要求平齐。挨笞打的是屁股，不可以让其他囚犯换人，挨完一个罪责再让另一个人挨。”从此笞者得以保全，然而酷吏仍旧认为这是威严。死刑加重了，而生刑减轻了，人民很容易犯罪。
到孝武帝即位后，对外事四夷之功，对内兴盛耳目之好，征发频繁，百姓贫穷，穷民犯法，酷吏断案，奸邪行为难以遏制。于是招进张汤、赵禹等人，条定法令，制定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放宽深重的罪责，急迫放纵之罪。其后奸猾巧法，相互比况，禁网越来越密。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有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堆积满几架，典者不能全部阅读。因此郡国承用的法令有争议，有时罪同而论不同。奸吏利用职权为私利，想要活命就提出生议，想要陷害就给出死比，议论者都很冤枉伤痛。
注释与赏析：
这首诗是《汉书·刑法志》的一部分，讲述了汉朝初期刑罚制度的演变过程。汉初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采取了较为严酷的刑罚手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公正和公平的需求越来越高，对酷吏的做法产生了质疑和不满。
诗中的“加笞百”是指用鞭子抽打一百下，而“加笞三百”则指的是鞭打三百下。这反映了当时刑罚的严厉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刑罚方式，因此出现了“减笞三百”和“减笞二百”的规定，即对某些罪行减少鞭打的次数。
诗中提到的“笞者”，是指用鞭子抽打犯人臀部的行为。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教育犯人的手段之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种刑罚方式产生了质疑。
汉武帝时期的法律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和严格。他不仅加重了死刑的刑罚，还对生刑进行了简化。这使得老百姓更容易犯罪，而酷吏们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威严地位。
这首诗通过描述汉朝初期的法律制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公正和公平的追求以及法律变革的过程。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法治的重要性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