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于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赦厘——上下）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着《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着《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着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遂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感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不而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放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杆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丐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
徐胡二王传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县人，少时便与兄长徐昶同知名。在魏文帝即位之初，徐邈担任太子文学并迁任中庶子。文帝践阼后，他升任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尽管身处朝廷外任，他始终心念国家，深感魏承秦、汉之弊，法制严苛且复杂。于是，他着《治论》，提出以古代制度合时务之需的建议，共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主张以奇正之用治国。他的兄弟子及子均依谦实取名，彰显其谦逊之志。他谆谆告诫其兄子“为人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他深知孝道仁义的重要性。他提醒人们，孝敬和仁义为百行之始，能显父母之尊。然而若背本逐末，则陷于浮华朋党之困辱。因此他在书中警示世人，昭示戒律。
徐邈虽居在外任，但心怀朝廷。他深知魏国承继秦、汉之弊，法度苛碎，难以大改。于是他撰《治论》，依据古制而合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他对兄长子及子取名皆依谦实，以此彰显其谦逊之意。他告诫其兄子默处静，沈处道，其子浑玄冲，深道冲。
徐邈的一生体现了一位儒家学者的理想追求和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洞察。他虽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和政治理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