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至汉武帝时，《禁中起居注》与《明帝起居注》的编撰显示了史官制度的某些特征。这些作品多由宫廷内部人员编写，反映了当时史官制度的某种特色。隋世王劭上疏请求复置女史之班以备记录内仪，但最终因文帝不同意而未能实行。
从魏晋至唐初，虽然史书的编纂有所增加，如刘珍、蔡邕、王沈等人的贡献使得历史记载更为详实和完善，但史官的地位和职责依旧存在一些不明确之处。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尽管有了起居舍人等职位的设立，但史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未完全确立，这反映出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特点。
在汉代，虽然设有掌起居注的著作郎，这是设置专官之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职务逐渐被其他官员所兼任，导致史官的实际作用受限。例如，魏晋以后，史官的职责更多地体现在为朝廷提供记录和汇报，而非像古代那样具有独立的编纂权。
史官的选材与撰写也显示出一定的规律和特点。例如，汉成帝时期的史官在面对私人事务时往往选择隐忍，这与史官的职业操守有关。而三国时期的史官则更多地涉及私撰国书的现象，表明当时史官的独立性受到一定限制。
史通中的历史叙述不仅揭示了史官制度的发展和变化，还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独特性。这些历史记载虽然在某些时期有所增加和完善，但在很多情况下仍显示出史官独立性的限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史官的角色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