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侯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
诗句大意：
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译文：
自古以来，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侯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
注释：
- 上神宗皇帝书：向皇帝神宗上书表达意见的信件。
- 天时不齐：比喻世事无常，时机难以预测。
- 人谁无过：指人人都会犯错。
- 国君含垢：国君虽然受委屈但仍然宽容大度。
- 至察无徒：过分的苛察不会得到真正的信任和人才。
- 若陛下多方包容：如果皇上能够多方面地容忍和包涵。
- 则人材取次可用：那么人才就会依次被使用。
- 必欲广置耳目：必定要广泛设置耳目。
- 务求瑕疵：务必寻找缺点。
- 则人不自安：这样人们就不会安心做事。
- 各图苟免：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避免困难和责任。
- 恐非朝廷之福：这样的行为恐怕不是国家之福。
- 亦岂陛下所愿哉：又怎么能是陛下所愿意的呢？
- 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汉文想要让商人桑宏羊管理货物买卖，但商人拒绝交易，盗贼因此更加猖獗。
- 以为利口伤俗：认为利口伤人习俗。
- 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现在如果只凭借能说会道的人来选拔官员。
- 以应对迟钝而退人：因为回答迟钝的人而被辞退。
- 以虚诞无实为能文：把空话连篇、没有实际内容当成文章。
- 以矫激不仕为有德：把矫情激烈、不从世俗的人视为有德行。
- 先王之泽：古代先王留下的恩泽。
- 遂将散微：最终将消散殆尽。
赏析：
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是一篇著名的散文，写于他被贬谪到海南岛的时候。这篇文章通过陈述朝政得失、民生疾苦为主题，表达了苏轼关心国家民生的深厚情感，并提出了他对治国理政的许多独到见解。文章不仅展示了苏轼对历史事件的深刻认识，还体现了他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思考和对未来社会的殷切期望。
苏轼在此文中首先指出“天时不齐”，即世事无常，时机难以预测。接着他强调了君主应该具有包容的心态，才能吸引并利用人才。苏轼批评了一些统治者过于苛求细节、追求完美，反而失去了人才。他认为，真正的领导者应该能够容忍错误和缺陷，这样才能赢得人心，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苏轼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人才的看法。他认为人才应该被合理地使用，而不是仅仅为了迎合某些特定的标准或要求。他还强调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主张应该从多方面来考虑问题，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他认为只有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苏轼还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汉武帝时期的商人桑宏羊和商鞅变法等，以此来说明他的论点。这些历史故事不仅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识。同时，苏轼在文章中还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担忧和关注，比如贪污腐败、吏治混乱等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以便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上神宗书》一文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力。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政治观点和思想体系的体现，更是北宋时期文人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