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能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板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藉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裴子野论曰：“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奇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祸宜哉。
译文：
沈约论述：“君子与小人，是万物的两种类型，遵循正道就是君子，违背正道就是小人。因此，太公由屠夫起家成为周朝的将军，傅说弃农从商成为殷商的丞相，他们都能明辨是非，唯才是举。到了东汉时期，这个道理并未被改变，胡广世代从事农业，官至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名满京城，这并非是因为后世形成了两条道路。魏武帝曹操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主要是为了评断人才的优劣，而不是因为世族的身份高低。但都正俗士，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随意变化态度，凭借家族势力欺压他人，因此这一制度沿袭下来，就形成了固定的规矩。周、汉时代以智谋来役使愚笨的人，魏、晋以来以地位高贵来役使地位低微的人，士人与庶民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有晋以来，这种流弊逐渐产生变化，即使是草泽间的奇才也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但到了后来，专门限定世家大族才能出仕为官。自那时起，三公之子傲慢于九卿之家，尚书令孙辈蔑视太守之门，互相骄矜，争权夺利，只论及门户背景，不顾及贤能与否。以谢灵运、王僧达的才华轻躁来说，如果他们出身贫寒，还可能有所作为；再加上倚仗家族势力，招来祸患也是理所当然了。”
裴子野论述：“古代的时候，德行和义气可以使人尊贵，不问其出身如何；如果非其所任之人，又何必取信于那些世族！名门贵族的子孙也不过是平民，士人与庶民之间本无贵贱之分。然而到了有晋以来，这一流弊渐渐产生，即使是草泽间的奇才也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降及末年，专门限定世家大族才能出仕为官。自那时起，三公之子傲视九卿之家，尚书令孙辈蔑视太守之门；互相骄矜，竞相争夺权势地位，只有谈论门第，不顾及贤能与否。以谢灵运、王僧达的才华轻躁来说，如果他们出身贫寒，尚且可能有所作为；再加上倚仗家族势力，招来祸患也是理所当然了。”
赏析：
本文是关于人才选拔制度的评论文章。作者首先指出，在汉代以后，“魏武始立九品”，主要用来评定人才的优劣，而非依据家族身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逐渐形成定规并延续下来，成为固定模式。接着指出魏晋以来，以门阀为重的社会风气日益严重，士人与庶民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然后作者批评了当时一些人恃势凌弱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只看重门第而忽视才能。最后作者以历史人物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指出像谢灵运、王僧达这样的人物如果出身贫寒，可能还有一番作为，但因为他们依仗家族势力，最终招来祸患也是必然的。
此文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门阀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并指出了它对人们行为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人才选拔制度的重视和期待，他希望人们能够重视才能而非门第，以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