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汴哀王璥薨。
冬，十月，戊申，车驾发东都。先是，敕以来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会宫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议西还。裴耀卿、张九龄曰：“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李林甫潜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独留，言于上曰：“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悦，从之。过陕州，以刺史卢奂有善政，题赞于其听事而去。奂，怀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明日，复以仙客实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龄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九龄曰：“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公元735年，汴哀王李璥在东都洛阳逝世，享年不详。其去世后，朝廷决定于次年（即公元736年）举行盛大的葬礼，追赠他为哀王的尊号。此后不久，李璥的遗体被安葬于东都的皇陵之中。
公元736年冬，十月，车驾离开东都洛阳，前往西京长安。此前，由于宫中出现不寻常的现象，皇帝考虑将行幸地点改至西京。宰相裴耀卿与张九龄提出，农收季节尚未结束，应延至仲冬再出发。然而，李林甫暗中了解皇帝的意愿，并在两位宰相离开后，单独留下并向皇帝建议：“长安、洛阳均为陛下的居所，往来行幸何须择时？若影响农收，仅需免除经过地区的租税。”皇帝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
在抵达长安后，皇帝对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政绩给予高度评价，并考虑授予尚书一职，但因张九龄反对而未果。李林甫则建议以封赏实封的方式奖励仙客，皇帝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此外，李林甫还推荐牛仙客担任其他重要职务，如负责仓库和修整武器装备等。
李林甫在处理政务上显示出极高的权谋技巧和对政治形势敏锐的洞察力。他的这些做法虽然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质疑，但也反映了唐朝中后期宦官势力逐渐增强的现实。通过巧妙地运用策略和人脉关系，李林甫成功地在朝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走向。
在李林甫的影响下，皇帝开始更加重视对边疆节度使的支持和赏赐。此举不仅巩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唐朝边疆的稳定与繁荣。通过这些政策，唐朝在中后期维持了一定的疆域扩张和经济发展。
李林甫的权势在唐代中期达到了顶峰。他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政治操作，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权力，也为唐朝的政治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权谋手段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他的成功也展示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