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别园陵入觐来，编摩谁意及凡材。
鹓班未放天墀散，凤敕先从史院开。
朱墨两函藏秘省，是非千古在灵台。
叨陪敢继春秋笔，予夺还应取圣裁。
长至后二日山陵陪祀回，适有诏修宋元二史纲目，不肖滥预：我无才学，却参与修撰《宋史》、《元史》的纲要。率尔赋此：于是，我就随意地作这首诗。
晓别园陵入觐来，编摩谁意及凡材：早晨，我从陵墓回来，到朝廷去朝见皇帝，在《宋史》、《元史》中，谁料想到我一个平凡的人，也能参与编写？
鹓班未放天墀散，凤敕先从史院开：我的官职还没被提拔任用，就已被任命为“待制”，这比一般官员的“直学士”要高得多了。
朱墨两函藏秘省，是非千古在灵台：皇帝把两封信放在秘书省的柜子里，里面装着的是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这些是非黑白的历史记录将永远留在国家的殿堂上。
叨陪敢继春秋笔，予夺还应取圣裁：我有幸能跟随皇帝左右，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对一些重大决策，如是否接受某位大臣的请求，应该由皇上亲自裁定。
赏析：
这是一首咏史词，是作者因参与编修《宋史》、《元史》而作。全词以议论为主，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抱负。
“长至后二日山陵陪祀回，适有诏修宋元二史纲目，不肖滥预率尔赋此。” 这首词起句点明题旨。长至节为皇帝的生日，皇帝会宴群臣，词人参加完宴会，便返回京城。皇帝又诏令修《宋史》、《元史》，他自认为才能平庸，所以只是随众而作。
“晓别园陵入觐来，编磨谁意及凡材。”“晓别”，即凌晨辞行。“园陵”，指帝王的墓地，“入觐”，指朝见皇帝，“编摩”，指编辑或撰写。“谁意”意为没想到，“及”字承前启下，表明自己与常人不同。“鹓班”，指官署中的等级。“散”，“退职”。“凤敕”，指皇帝的命令。“先”，指首先。“秘省”，古代收藏重要文献的地方。“灵台”，古代星宿名，此处借指国家。“朱墨”，指书信上的文字。“两函”，指书信的两封。“藏”字承上启下。
“嗟乎!吾尝谓国家安危之机，其发于一瞬之间者，盖多矣。今乃知君心之不可窥也，而天下之势可知矣。”（《宋史·范如圭传》）范如圭在《送李端叔赴调诗序》中说:“余观古之人君之祸，皆出于妇人，则知天下之大患，果在妇人。”范如圭认为妇人专权是祸乱的根源，他主张重用君子，排斥小人。范如圭的这种观点与欧阳修是一致的。范如圭曾上书劝谏：“臣伏见近日以来，内则宫禁之内，外则藩镇之地，窃弄威权、恣行非理者甚多，宜早为之所。”欧阳修也说：“臣伏见近日以来，内则宫闱之内，外则藩镇之地，窃弄威权、恣行非理者甚多，宜早为之防。”欧阳修和范如圭都认为君主身边的近习小臣容易蒙蔽君主，他们利用权势胡作非为，危害国家。范如圭说:“昔者周公摄政，召公辅之，而犹惧其未也。夫今之陛下，诚足以当周公、召公分际之任，而不虑其未也。”他认为君主应像周公、召公一样，警惕身边的小臣，防止他们蒙蔽君主，危害国家。范如圭还指出：“今陛下之居深宫之中，听近习之说，所闻见者惟妃嫔之淫佚、宦官之佞媚而已。”范如圭认为君主只了解身边近习小臣的言行举止，而不了解国家大事。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君主身边的小臣往往只图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范如圭说:“今之陛下，诚能留意于此，而察诸臣之贤否，则可以无惑矣。”他认为只要君主注意身边的小臣，而考察大臣的贤愚，那么君臣关系就容易相处了。范如圭还认为君主应重视选拔人才：“今之陛下，诚能择其可者而用之，则天下事皆可为。”范如圭认为只要君主选准人才，那么治理国家就容易多了。范如圭认为君主应善于听取意见：“今之陛下，诚能虚己以纳下言，则天下事皆可见于人。”范如圭认为君主如果谦虚谨慎地听取臣下的意见，那么治理国家就容易多了。范如圭还认为君主应敢于批评错误：“今之陛下，诚能责其所不能为，则天下事可为而不难矣。”范如圭认为君主如果责备臣下的过失，那么国家就容易治理了。范如奎还说:“今之陛下，诚能推其所不能为以付之他人，则天下事可为而不难矣。”范如圭认为君主如果推卸责任给别人，那么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总之，范如圭认为君主只有做到以上几点，国家才能安定下来。
范如圭的《送李端叔赴调诗序》、《书韩吏部文》、《论时事札子》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范如圭在《论时事札子》中说:“臣窃思今日之事势，虽曰治平，亦危殆甚焉。故臣窃以为今日之急务者五：一曰审用人，二曰正纪纲，三曰慎财利，四曰恤民力，五曰严武备。”范如圭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很危险，因此他提出五条对策：第一、慎重地选用人才；第二、端正朝廷的纲纪；第三、谨慎地处理财利；第四、关心百姓的生活；第五、加强军队的建设。范如圭还认为：“今之所谓人才者，皆不足责。”他说：“今之士人，徒知有禄利之求，而不知有义理之学；徒知有党籍之分，而无尽忠尽敬之心；徒知有毁誉之说，而不知有信实之操。”他认为当时的人没有真正的才能和德行。范如圭还指出：“方今之世，虽有善政、善兵、善谋策，皆不得施于其上。”范如圭认为现在虽然有好的政策、军队和谋略，但是都不能实行。范如圭说：“今欲变风俗者不若变其身，欲正人心者不若正其身。”范如圭认为要想改变社会的风气，不如改变统治者的行为；要想端正人心，不如端正统治者自己的行为。总之，范如圭在政治上主张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反对奸邪小人。范如圭在《送李端叔赴调诗序》中说：“臣窃以谓朝廷之病在于近习之臣得志而士大夫孤立，故臣常忧之。”范如圭认为朝廷的弊病在于身边近习小臣得志而士大夫孤立。范如圭还说：“今之执政者皆非其人也。”范如圭认为当时的执政者都不是好官。范如圭在《送李端叔赴调诗序》中还提到：“臣窃谓天下之大患在妇人，而其始发于妇人者十居七八。然则天下之祸岂独妇人哉！”（《送李端叔赴调诗序》）范如圭认为国家的大患在于妇人干政，而且干政的妇女占十分之七八。范如圭认为国家的危机不仅仅在于妇人干政，还有其它原因。范如圭还认为：“天下之大患莫大于妇人，然其祸发于妇人者十居七八。然则天下之祸岂独妇人哉！”（《送李端叔赴调诗序》）范如圭认为国家的危机不仅在于妇人干政，而且干政的妇女占十分之七八。范如圭认为国家的危机不仅仅是妇人干政，还有其它因素。范如圭在《书韩吏部文》中说：“今之执政者皆非其人也。”范如圭认为当时的执政者都不是好人。范如圭还说：“天下之大患有六：一曰任用小人而不知其过恶，二曰委政群下而不任其责，三曰赏罚不明而使谗佞者得志，四曰喜怒不测而使无罪者罹罪，五曰苟安旦夕而忘社稷之计，六曰信任小人而疏斥贤士。”范如圭认为国家的大患有六条：一是任用小人而不知其短处；二是委任下属而不用下属负责；三是赏罚不明使得谗佞得以得意；四是喜怒无常使无罪的人受到惩罚；五是苟安享乐而忘记了国家的长远规划；六是亲近小人而疏远贤德的人。范如圭认为这些都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因素。范如圭认为国家的危机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范如圭说：“夫人主之患不在多言而在寡断，不在于智而在暗昧，不在于强而在怯懦，不在于勇而在轻敌。故一人之智固足以济一时之急，而天下之难可胜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