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十一经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恶，则轴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子 · 牧民
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十一经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恶，则轴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管子·牧民
管子，名管仲，姬姓管氏，字仲，谥敬。他是周成王的后代，生活在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主张依法治国，重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强调国家治理必须顺应民心，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管子·牧民》是管子所著《管子》一书中的开篇之作，系统阐述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在这篇文章中，管子提出了“四顺”原则：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我佚乐之，则民为之劳；我富贵之，则民为之贱；我存安之，则民为之危；我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管子认为，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主张通过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使人民安居乐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管子还强调了刑罚不能威慑人心，因为过度使用刑罚会导致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他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道德教育和仁爱之心的培养，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使国家的治理更加稳固。
《管子·牧民》不仅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治国、如何与民共治的重要文献。它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对于理解和借鉴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