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以为沽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司士贲告于子游曰：「请袭于床。」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宋襄公葬其夫人，酰醢百瓮。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归四布。夫子曰：「可也。」读赗，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成子高寝疾，庆遗入，请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礼记 · 檀弓上》
杜桥之母的丧事，宫中没有相帮忙，认为她是在沽名钓誉。孔子说：“刚死的时候，穿着羔裘戴着玄冠的人，就换上普通的服装好了。”但穿羔裘戴玄冠的人，孔子也不去吊唁。
子游问丧事需要哪些东西，孔子说：“根据家中的实际需要来办。”子游说：“家里贫穷，还有什么可齐备的呢？”孔子说：“家里有，不过不要超过礼的规定；如果家里没有了，就要把遗体收敛起来，装进棺材，然后再埋葬，再悬挂着棺木，人们难道会有什么非议吗！”司士贲告诉子游，要给他送葬的衣服去。子游说：“好的。”县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说：“叔氏真是个善于利用礼节的人啊！专门用礼节来让别人答应他的要求。”
宋襄公安葬夫人时，送来一百瓮的酸菜和肉酱。曾子说：“既然说是明器了，又放进去实了。”孟献子死后，司徒旅派人送四束布帛。孔子说：“可以。”读赠礼的时候，曾子说：“这不符合古代的规矩，这是重复多次的告慰。”成子高生病，庆遗进去问候，请求说：“您病重了吧？要是病情到了大病的程度，该怎么办呢？”成子高说：“我听说过：活着对别人有益，死了也不会伤害别人。我纵使活着对人无益，难道我死了还会害人吗？我死了，那就选择不吃饭的地方来埋葬我吧。”
赏析：
此文通过讲述三个不同的丧葬仪式中人物的反应及行为，反映出儒家对于丧葬礼仪的重视以及对礼仪的严格规定。其中，杜桥之母、宋襄公和成子高的故事分别展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丧礼的态度：一种是过于讲究形式，另一种是在物质上的过度铺张，而第三种则是简约而不失礼节。
杜桥之母的丧事反映了一种过分追求外在形式和礼节的现象。她的行为被孔子批评为“沽也”，即是为了沽名钓誉。这种行为虽符合当时的风俗，但并不符合儒家强调的真诚与节俭的原则。
宋襄公的丧事则表现了当时社会对奢华葬礼的追求。虽然有违古礼，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对逝去亲人的一种尊重和纪念。然而，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过度的奢华和浪费是不被鼓励的。
成子高的临终遗愿则体现了儒家对于死亡的态度——尊重生命，重视尊严。他要求选择不食之地来安葬自己，体现了他对死后尊严的重视。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提醒我们在对待生死问题时，应当以尊重生命和保持尊严为最高原则。
通过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处理丧葬礼仪时的严谨态度和对传统的坚持。同时，这些故事也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丧事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以及儒家文化对于个人修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