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诗句：
-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译文：
- 至于《后汉书》的纪传部分，它起源于《东观》。但袁张等人的制作过于偏颇、不伦不类；薛谢等人的作品过于疏陋、缺乏依据。如果像司马彪那样详细真实，华峤那样精确恰当，那么他们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了。
- 到了魏代三国时期，记录和传述互相出现。《阳秋》、《魏略》等作品属于这一类；《江表》、《吴录》等则显得激昂抗言难以考证，或内容空洞缺少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才文辞质朴、辨析得当，荀勖、张华将其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这并非是虚夸之词。
- 到了晋代，书籍的编撰工作得以确立。陆机的开创虽然不够完备，王韶的续作也没有完成，干宝的《晋纪》以审慎严谨著称；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洁扼要闻名。按照《春秋》经传的做法，列举事例来揭示普遍规律；从《史记》、《汉书》以下，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了。直到邓粲的《晋纪》，才开始建立条例。又超越了汉朝、魏国，遵循了殷、周两代，虽然是湘川地区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也有所遵循借鉴。等到晋安帝建立制度，就成为了邓氏家族的规范。
- 考察历史著作的编纂工作，必须贯穿百代百家的学术成果，流传千古；它们反映着国家的盛衰兴废，使一代的制度，可以像太阳月亮一样永久存在；王霸的历史踪迹，可以与天地共存永存。因此，在汉代初年，编写史书的工作非常兴盛。郡国上交的公文、奏报，都先汇集到太史令的府署中，希望他能详尽、周全地记载国家大事；查阅石室内收藏的档案、打开金匮中的文书、剖开帛书中的丝帛、检查竹简上的残缺文字，希望他能广泛、熟练地研究远古的文献资料。这样确立写作原则、选择言辞时，应当依照经书来确定标准；提出劝戒与批评、表彰与否定时，应该附会圣人的意见作为主旨。然后对文章进行评价、整理、修订，各种繁琐不实的内容就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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