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至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
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礼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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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一篇论述史书体裁和体例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史书的不同体裁及其发展演变，以及这些体裁在历史记录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在史学理论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总结了古代史籍的体裁和体例，还对史书的编纂原则和技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刘知几在文章中区分了六家，包括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断代纪传体和二体。这种分类方式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刘知几还详细分析了二体的优劣，特别是纪传体的特点和优势，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对于史学的社会功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刘知几认为，史书不仅是记载历史的工具，更是反映社会现实、指导人们行为的依据。因此，史书的编纂必须注重其社会价值，确保所记录的内容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刘知几的这种观点强调了史书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在史学方法论方面也具有创新性。刘知几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对史书体裁的划分和评价标准，还探讨了史书的编纂方法和技巧。他主张史家在编纂史书时，应该注重材料的筛选和考证，确保所记录的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种方法论的探讨为后世史家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在史学实践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知几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史书的编纂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些实践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史通·外篇·申左第五》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史学实践和社会功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这部作品的学习，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史学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握史学的精髓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