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方献夫遇灾陈言，欲多取进士至五六百名，以补知县之缺。上曰：‘朕惟多取进士以为所缺县令之补，此为途亦狭耳。夫举人、监生非自待之不远，实以概轻之故也，岂无过于进士者，每为所轻，而亦岂不枉人材乎？又如进士之保职守身者固有，而恃纵肆为恶者不无，如今以各处地方灾重，令牧用人，则进士、举人、监生并用，其果廉洁为我爱民者，一体擢用奖劝，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庶几可多获人材。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王言，其洞悉进士、举、监之得失，即献夫闻之，当自愧矣。
张孚敬为人刚狠，故所行多从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孚敬既去位，御史杨宜上疏曰：‘迩者沙汰生员之令一下，而督学使者奉行过刻，略无爱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词不工见黜，长者以齿貌近迈不容，甚则浪据毁誉，辄加摈弃。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驱衣冠为田野之佣。自史册所载，有增广生员，有增置学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闻有沙汰生员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养，毋徒以黜退为功。’时夏言在礼部，尽反孚敬之政，议覆如宜言。万历间，每县入学以十五名为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岁岁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虚岁不补，唯以少为贵，而当事者负怨愈深。谟在礼部，尝为调停，业已量增其数。而后来矫枉过直，又溢取无度，务以多为贵，不知其即以少为贵者之心也。而贩夫俗子皆滥列章缝，士风日流于薄恶矣。
玉堂丛话·调护
方献夫，字子存道，明朝礼部尚书。他曾经遭遇灾难，向皇帝提出多取进士以补知县之缺的建议。然而，皇帝却回应：“朕惟多取进士以为所缺县令之补，此为途亦狭耳。”这表示皇帝认为通过增加进士数量来满足县令的需求是狭隘的。皇帝指出，举人、监生并非自视甚高，实则因轻视而未被重视，难道没有比进士更优秀之人？此外，如果进士、举人和监生都能廉洁奉公，那么他们都会得到提拔和奖励，上级不应区别对待，以便更多地获得人才。
张孚敬为人刚狠，因此行事往往从苛刻角度出发。如沙汰生员之举，其意义何在？张孚敬去职后，御史杨宜上疏：“迩者沙汰生员之令一下，而督学使者奉行过刻，略无爱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词不工见黜，长者以齿貌近迈不容，甚则浪据毁誉，辄加摈弃。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驱衣冠为田野之佣。自史册所载，有增广生员，有增置学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闻有沙汰生员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养，毋徒以黜退为功。”当时夏言在礼部，完全推翻了张孚敬的政策，建议按照杨宜的意见执行。万历年间，每个县入学名额限定为十五名，也是模仿张孚敬的政策。然而，这种做法只强调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导致当事者怨恨更深。谟在礼部时曾努力调和此事，已经增加了学生的数量。但后来过于偏激的做法，又过度增加了名额，只是为了追求数量多而已，这种追求数量的心态正是源于对“少”的误解。而贩夫俗子都纷纷上书请求增加名额，使得士风日益堕落。
《玉堂丛话·调护》中记载了明礼部尚书方献夫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决策过程。他主张通过多取进士来解决空缺的问题，但这引发了皇帝对其方法的批评。文章还提到了张孚敬的严厉政策以及后来御史杨宜提出的补救措施。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时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对人才选拔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同时，这些历史事件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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