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坊赞善罗洪先、司谏唐顺之、司经局校书赵时春，以上不御朝，各疏请来岁元日朝贺，礼成，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觐官朝贺。礼部覆洪先等所言谬妄，不达大体。上曰：‘东宫目上视未愈，且朕疾未平复，遂欲储贰临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罗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从宽，俱黜为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时东宫尚在童髫，即无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上方不预，岂欲闻此不祥语，三人之名固不当倚此为重。而独怪夫希声附影之徒，恒以事之不足重者为可重也。其后，时春、顺之相继以兵事起而不效干用，独洪先名在疏首，为上所记忆，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孙为严氏客，默有所授，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时仪曹郎与靳有连，力为之地。礼书吴山曰：‘妇以节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载义夫节妇、孝子顺孙诸旌典，疑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乎？文僖公身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与匹夫匹妇争宠灵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乐闻也。’执寝之。而仪曹郎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孙堪，护母丧还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为孝子。而其犹子为之请，予谓：“礼毁不灭性，汝伯宜为母死，则汝父不宜独存，何忍轩伯以轾父也？且已都督，荣矣，又欲专孝子名乎？矧灭性非孝也。”后主篆者昧礼而自行之。乃今何以渎靳夫人也？’会当赴直入西苑，与大学士徐阶遇，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自是觇公戆，不复与言。又金坛曹编修以病痿其一足，彳亍行。会有册封，差曹请之于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阴有挟，遽曰：‘三阁下业许之矣。’山曰：‘此职掌在礼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即三阁下，能强予以笃疾人为王国持节乎？先生止矣。’曹大惭，遂拂衣出。会稽诸修撰乃自诣山请行，而不及次，山曰：‘得无陵乎？’诸以省母对，山阻之曰：‘既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请捐半年俸以假归为有名乎？又无损于后日叙迁也。’诸曰：‘诺。’遂辞不行。时分宜之子阴执朝权，尚书唯唯听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嘱者，姑应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见惮如此。
玉堂丛话·调护 —— 解读明代翰林院的谏议故事
在明朝的翰林院中，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其中涉及到了三位官员因直言进谏而遭受排挤，最终被黜为民的故事。这三位官员分别是罗洪先、唐顺之和赵时春，他们在未被皇帝采纳朝贺建议后，各自上书请求来年元旦朝贺，但均未获成功。
罗洪先是当时翰林院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与唐顺之、赵时春三人因对政治事务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引起争议。罗洪先认为东宫尚未痊愈，应暂时由储贰临朝处理政务；而唐顺之则认为皇帝的健康不应成为处理国家大事的理由；赵时春虽未明确表达意见，但其行为举止引起了广泛讨论。尽管三人的提议未被采纳，但他们的行为展示了他们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勇气。
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许多大臣因直言进谏而遭到排挤或贬谪。这种情况在明代尤为常见，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许多有识之士被迫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直抒己见。罗洪先等人的经历也揭示了当时社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个人在政治风波中的无奈和悲哀。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提醒人们关注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才能保持活力和进步。同时，它也强调了权力机构内部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在面对高压政策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这些历史教训对于理解当今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玉堂丛话·调护通过讲述明末翰林院官员的谏议故事，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和思想分歧，还反映了言论自由在古代社会中的挑战与困境。这些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