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离子曰：「呜呼，吾今而后知以讦为直者之为天下后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尧、舜、禹、汤、文王以为之君，然后及其次焉，岂得已哉？如汉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谓间世之英，不易得也，皆传数百年，夭下之生赖之以安，民物蕃昌，蛮夷向风，文物典章可观，其功不细。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后世之人举以为词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则不师其长，而效其短，是岂非以讦为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笔也，有其事则直书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讦？」郁离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训也。孔子作春秋，为贤者讳，故齐桓、晋文皆录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录其功而不扬其罪，虑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诗、书皆孔子所删，其于商、周之盛王，存其颂美而已矣。」
郁离子说：「唉，我现在才知道把揭发别人的错误当作正直行为的人给天下后世带来祸害的并不多。上天生育人类，不是总是能得到像尧、舜、禹、汤、文王这样的君王，然后才是次一等的人物。难道能这样吗？例如汉高祖、唐太宗，都是间世之英，不易得，他们都能传数百年，天下的生灵依靠他们而安定，民物繁盛，蛮夷归顺，文物典章值得一看，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一定要搜其过失，并斥之以自夸大，使后世的人全认为他们说：‘像这样的人也足以承受天命，一九有则不师其长，而效其短，这岂不是以揭发别人错误为正直的人带来的祸害吗？”有人问道：“史是直书啊，有其事就直书其事实，这是天下公允的道理，哪里用得上揭发呢？”郁离子说：“这是儒家学生的常谈，而不是孔子的教导。孔子作春秋，是为贤者讳，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都被记录，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功绩足以使人仰慕。收录他们的功绩而不宣扬他们的罪行，是担心人们怀疑他们，这是立教的道理。所以诗书都是孔子删定后的作品，他对于商朝、周朝的盛世君王都保存他们的颂扬，唯独去掉了对他们缺点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