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司马师大会群臣曰：“今主上荒淫无道，亵近娼优，听信谗言，闭塞贤路：其罪甚于汉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谨按伊尹、霍光之法，别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众皆应曰：“大将军行伊、霍之事，所谓应天顺人，谁敢违命？”师遂同多官入永宁宫，奏闻太后。太后曰：“大将军欲立何人为君？”师曰：“臣观彭城王曹据，聪明仁孝，可以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为君，我何以当之？今有高贵乡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孙；此人温恭克让，可以立之。卿等大臣，从长计议。”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众视之，乃司马师宗叔司马孚也。师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贵乡公；请太后升太极殿，召芳责之曰：“汝荒淫无度，亵近娼优，不可承天下；当纳下玺绶，复齐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许入朝。”芳泣拜太后，纳了国宝，乘王车大哭而去。只有数员忠义之臣，含泪而送。后人有诗曰：“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却说高贵乡公曹髦，字彦士，乃文帝之孙，东海定王霖之子也。当日，司马师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备銮驾于西掖门外拜迎。髦慌忙答礼。太尉王肃曰：“主上不当答礼。”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礼乎？”文武扶髦上辇入宫，髦辞曰：“太后诏命，不知为何，吾安敢乘辇而入？”遂步行至太极东堂。司马师迎着，髦先下拜，师急扶起。问候已毕，引见太后。后曰：“吾见汝年幼时，有帝王之相；汝今可为天下之主：务须恭俭节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谦辞。师令文武请髦出太极殿，是日立为新君，改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将军司马师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带剑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赐。
《三国演义》中的权谋与忠诚
三国乱世中，英雄辈出，各怀鬼胎。在《三国演义》的浩瀚篇章里，有一篇名为“第一百十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的故事，它不仅描绘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还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
故事发生在蜀汉延熙十六年，将军姜维率领大军二十万，欲一举伐魏。在这背后，隐藏着对魏国政权的不满和对自身权力的追求。姜维的策略是利用陇上的粮食资源作为起点，进而威胁魏国的中心地带。而他的助手夏侯霸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主张直接攻取南安，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
计划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面对蜀军的攻势，魏国迅速作出反应，郭淮向洛阳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出兵抵御。在这种紧张局势下，辅国将军徐质主动请缨，表示愿意率军迎击蜀军。这反映出魏国内部虽有分歧，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仍有不少人愿意站出来保卫国家。
姜维虽然英勇善战，但面对魏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他并未选择正面硬碰硬的战术，而是选择了智谋策略，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矛盾，如他遣使联络羌人，企图借助羌族的力量来牵制蜀军。这种策略虽未能完全成功，但也显示出了他灵活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故事的高潮部分，当姜维被司马懿以计困于铁笼山时，更凸显了智者在危机时刻的抉择。尽管面临重重困境，姜维仍然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最终，在援兵到来后，他被解救，这场战役也宣告结束。
通过对《三国演义》中这一章节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到：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往往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他们的决策与行动，往往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