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司马师大会群臣曰:“今主上荒淫无道,亵近娼优,听信谗言,闭塞贤路:其罪甚于汉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谨按伊尹、霍光之法,别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众皆应曰:“大将军行伊、霍之事,所谓应天顺人,谁敢违命?”师遂同多官入永宁宫,奏闻太后。太后曰:“大将军欲立何人为君?”师曰:“臣观彭城王曹据,聪明仁孝,可以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为君,我何以当之?今有高贵乡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孙;此人温恭克让,可以立之。卿等大臣,从长计议。”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众视之,乃司马师宗叔司马孚也。师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贵乡公;请太后升太极殿,召芳责之曰:“汝荒淫无度,亵近娼优,不可承天下;当纳下玺绶,复齐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许入朝。”芳泣拜太后,纳了国宝,乘王车大哭而去。只有数员忠义之臣,含泪而送。后人有诗曰:“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却说高贵乡公曹髦,字彦士,乃文帝之孙,东海定王霖之子也。当日,司马师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备銮驾于西掖门外拜迎。髦慌忙答礼。太尉王肃曰:“主上不当答礼。”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礼乎?”文武扶髦上辇入宫,髦辞曰:“太后诏命,不知为何,吾安敢乘辇而入?”遂步行至太极东堂。司马师迎着,髦先下拜,师急扶起。问候已毕,引见太后。后曰:“吾见汝年幼时,有帝王之相;汝今可为天下之主:务须恭俭节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谦辞。师令文武请髦出太极殿,是日立为新君,改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将军司马师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带剑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赐。
《三国演义》中的权谋与忠诚
三国乱世中,英雄辈出,各怀鬼胎。在《三国演义》的浩瀚篇章里,有一篇名为“第一百十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的故事,它不仅描绘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还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
故事发生在蜀汉延熙十六年,将军姜维率领大军二十万,欲一举伐魏。在这背后,隐藏着对魏国政权的不满和对自身权力的追求。姜维的策略是利用陇上的粮食资源作为起点,进而威胁魏国的中心地带。而他的助手夏侯霸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主张直接攻取南安,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
计划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面对蜀军的攻势,魏国迅速作出反应,郭淮向洛阳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出兵抵御。在这种紧张局势下,辅国将军徐质主动请缨,表示愿意率军迎击蜀军。这反映出魏国内部虽有分歧,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仍有不少人愿意站出来保卫国家。
姜维虽然英勇善战,但面对魏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他并未选择正面硬碰硬的战术,而是选择了智谋策略,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矛盾,如他遣使联络羌人,企图借助羌族的力量来牵制蜀军。这种策略虽未能完全成功,但也显示出了他灵活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故事的高潮部分,当姜维被司马懿以计困于铁笼山时,更凸显了智者在危机时刻的抉择。尽管面临重重困境,姜维仍然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最终,在援兵到来后,他被解救,这场战役也宣告结束。
通过对《三国演义》中这一章节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到: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往往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他们的决策与行动,往往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