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诗句：
-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 感叹说：“这并非理解天德的人难以与他谈论此事。”
-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 又说：“孔子说：‘我还能见到史书中的缺漏。’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我于《武成》中选取了两三篇罢了。’”
-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 —— 孔子删改《尚书》，在唐、虞、夏四个或五个世纪内不超过数十篇，难道还有其它事务吗？而所记载的就这些，圣人的意思可以理解了。
-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 圣人只是要删除繁琐的内容，而后来的儒家却想要添加进去。
-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 徐爱说：“圣人编撰经典，只是为了去除人的私欲，保存天理。像五霸以下的事迹，圣人不希望详细地展示给他人看，那确实是事实。至于尧舜以前的事，怎么可以不多加一些呢？”
-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朴，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 先生说：“伏羲和神农的时代，事件简略，传承者少。这也是可以想象出来的。那个时代完全是淳朴朴实，没有任何文采的气象。这就是太古时期的治理，不是后世所能比拟的。”
-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籍也有传本，孔子为什么要删减它们呢？”
-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 先生说：“即使有传本，也因为时代的变迁变得不再适合。风气越来越开放，文采日益昌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使是想改变夏商那样的习俗，也已经无法挽回，何况是唐虞时代呢！更何况义和黄的时代呢！然而治理方式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孔子对于尧和舜则是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对于文王武王则是借鉴并加以运用。文王武王的治国方法就是尧舜的道理，但根据当时的条件来治理，他们的政策法令已经各不相同了。即使是夏商时代的成就在周朝实行起来，也已经不适合了。所以‘周公想超越所有的君王，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他就要反复思考，甚至夜以继日’。更不用说古代那种原始的治理方式了，怎么可能再实行呢？这正是圣人可以忽略不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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