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者窍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译文】
陆原静来信说：“聪明睿智，是天生的质吗？仁义礼智，是天生的本性吗？喜怒哀乐，是天生的情感吗？私欲和客气，是两种事物吗？古代的英才，如张良、黄石公、叔度、诸葛亮、文中子、韩琦、范仲淹等，他们的德行与业绩都显著，但不能说他们全都明白了道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这只是天生的素质好而已，那么天生聪明的人，是否比后天努力学习的人更优秀呢？愚者认为，这些英才只是见道偏颇而已，而完全不知道道理的人恐怕后儒崇尚的是记诵训诂的错误。是这样吗？还是不这样呢？”
性是一个而已。仁、义、礼、智，是性的本体；聪、明、睿、知，是性的本质；喜、怒、哀、乐，是性的表现；私欲、客气是性受到的蒙蔽。本质有清浊之分，所以情感有过度和不及之分，而蒙蔽又有浅深之分。私欲和客气，是一种疾病，两种痛苦，不是两种事物。张良、黄石公、诸葛亮以及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生的素质好，自己多暗合道理妙处，虽然不能完全说是明白学到了道理，不能完全说是理解了道理，但也是从学习开始，背离道理不远的人。假使他们真正了解了学和道，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人了。至于文中子，也不可说他完全不懂得学问，他的书虽然很多出自于他的弟子之手，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他的基本观点仍然可以看得到。只是现在相差太远，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理解程度，不能确定他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良知就是道，良知在人的心中，不仅圣贤如此，即使是普通人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外物欲望的牵累遮蔽，只要顺着良知去发用流行，就可以达到道。但在普通人中，大多为外物欲望所牵累遮蔽，不能顺着良知去发展。像张良、黄石公、诸葛亮、韩琦、范仲淹这些天资高的人，天生素质就清明，少被外物欲望所牵累遮蔽，那么他们的良知的发用流行自然会更多，自然离道不远。学者只要学着顺着自己的良知去做就可以了。称之为懂得学和道，只是懂得了专在顺着良知去做这一点。这些人虽然不完全懂得专在良知上用心去做，但有的人却广泛地涉足于各种事情之中，对影响和表象有所迷惑，因此他们有的接近一点，有的远离一点。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圣人了。后来的儒生曾经以这些人物为例，都还可以说是气质行事，不免于行得不显著，习得不精察，这也是不足的论议。但是后来的儒生所谓的显著、精察，也是因为固守着闻见之局限，被沿袭之错误所蒙蔽，而只是依傍模仿那些表面的影响和表象之间的东西，并不是圣门所说的显著和精察。怎么能因为自己昏昧不明，就去要求别人的明明白白呢？所谓天生的聪明、安闲行走，这里的“知”和“行”两个字，也是用来说明用力方面说的。如果是说“知”和“行”的本体，那就是良知和良能，即使是在困难努力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是天生聪明、安闲行走的人。对于“知”和“行”这两个字，应该更加仔细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