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鉣、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病疟之喻，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若必待疟发而服药调理，则既晚矣。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祟。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
这首诗出自《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七》，是王阳明与门徒陆原静关于“心学”的讨论。下面是逐句的翻译和赏析：
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鉣、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这段文字表达了对“心学”的理解。王阳明认为，人的本性是“良知”，它如同明亮的镜子，没有杂质。当外界事物影响我们时，我们的心（良知）会随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果心（良知）没有受到任何事物的干扰，那么无论何时都保持其本来的面目。这就是王阳明所提倡的“无所住而生其心”。
“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 这句话是在反驳程颢的观点。程颢认为，圣人的情感来自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内心。王阳明认为，程颢的观点并不正确。他进一步解释了“心”的概念，说明心（良知）是不受外界事物影响的。
“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这句话强调了事物的存在和人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王阳明认为，当我们面对事物时，情感也会随之产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事物的真相，那么我们可以区分是非，而不是被情感所左右。
对于陆原静提出的疑问，王阳明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私自利和将迎意必的思想。一旦这些思想被消除，之前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这首诗反映了王阳明对“心学”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光明的，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通过对“心”（良知）的理解和实践，人们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