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诗句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译文
徐爱问：“我听了先生的‘止至善’教义，已经感到修炼上有实践的地方，但是与朱子的‘格物学说’相比，我无法完全理解。”
王阳明说：“‘格物致知’是实现‘止至善’的方法。既然知道了‘至善’，也就明白了‘格物’。”
徐爱说：“我之前用先生的教导来推断‘格物’的学说，好像也理解了大致的意思。但是朱子的教诲，他对《尚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约’、《孟子》的‘尽心知性’都有实际的证据，因此我还不能完全理解。”
王阳明说：“子夏非常坚信圣人，曾子则反省自己。坚定的信念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反省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些道理，那么就不能固守旧有的知识和信念。就像朱熹也非常尊重和信仰程颐的思想，但是在他自己没有得到心灵上的理解和认同的时候，他又怎么能盲目地遵从呢？‘精一是功，博是约的功。’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行为应该如何才是‘生知安行’，懂得修养自己的内心并遵循天命就是‘学知利行’，如果对天命有疑惑却无法解决，那么就要像朱熹那样通过不断努力去探索，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和信念。”
注释及赏析
这段对话展示了王阳明和徐爱之间关于“止至善”和“格物”理念的理解差异。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是达到“止至善”的重要方法，而徐爱则受到朱子的影响，将“格物”理解为对某些道德规范或学问知识的探求。王阳明指出，尽管朱熹在理论上对“精一”、“博约”等概念进行了阐述，但他的解释方式可能过于牵强附会，偏离了原始的教义本意。王阳明强调，真正的“格物”应当是对内心的深刻反省和实践，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追求。他提倡“知行合一”的理念，认为只有将知识转化为行动，才能真正做到“止至善”。
王阳明的对话展现了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盲从和僵化的理论，倡导个体的自我反思和主动实践。这种思想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