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饮宴间，忽人报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独敢哭耶！”遂唤武士：“与吾擒来！”须臾擒至。众官见之，无不惊骇：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贼，今日伏诛，国之大幸。汝为汉臣，乃不为国庆，反为贼哭，何也？”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黥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众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若使续成汉史，诚为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杀之，恐失人望。”允曰：“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日磾无言而退，私谓众官曰：“王允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岂能久乎？”当下王允不听马日磾之言，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一时士大夫闻者，尽为流涕。后人论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杀之，亦为已甚。有诗叹曰：“董卓专权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当时诸葛隆中卧，安肯轻身事乱臣。”且说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逃居陕西，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使者回报李傕。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谋士贾诩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傕等然其说，遂流言于西凉州曰：“王允将欲洗荡此方之人矣！”众皆惊惶。乃复扬言曰：“徒死无益，能从我反乎？”众皆愿从。于是聚众十余万，分作四路，杀奔长安来。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引军五千人，欲去与丈人报仇，李傕便与合兵，使为前驱。四人陆续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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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一幕，不仅展现了三国乱世中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的矛盾，还反映了政治斗争和道德抉择的冲突。这一场景深刻揭示了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及其后果。下面将结合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来深入赏析这一剧情的关键要素：
董卓之死：董卓的暴政和残暴行为是这一事件的起点。他的专权导致了朝政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反抗。董卓的暴行不仅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也使得一些官员心生背叛之心。
吕布的角色转变：吕布原是董卓的心腹战将，但他在董卓被杀后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忠于董卓，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改变局势的重要人物。
李傕的策略选择：面对王允的命令，李傕选择了听从并试图通过暗杀的方式来解决董卓的暴行。然而，他未能成功，反而加速了董卓尸体被公开处刑的过程，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动荡。
贾诩的智慧与决断：贾诩作为谋士，其智谋和策略对李傕的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贾诩最初劝说李傕听从王允的命令，但最终贾诩认识到继续对抗王允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因此，贾诩建议李傕放弃暗杀计划，转而通过更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王允的决策与行动：王允在处理董卓死后的权力真空中表现出了果断和智慧。他不仅下令公开处刑董卓的尸体，还试图利用吕布的力量来消除潜在的威胁。然而，王允的这些举措虽然暂时平息了部分叛乱，但也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政治与个人的悲剧：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权力和政治斗争的故事，它还深刻地描绘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如王允和贾诩等人的政治抉择和个人牺牲，都体现了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无奈和悲剧。
《三国演义》中的“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不仅展示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心理变化，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混乱。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三国时代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