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櫌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
淮南子 · 汜论训
译文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衍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介绍
。
《淮南子》是中国汉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是道家经典之一。它是一部汇集了古代中国哲学、历史、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著作，并且在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
“淮南子·汜论训”出自于这部作品中，主要讲述了一个关于汜人（一种虚构的人物）的故事。汜人在《淮南子》中的描述是这样：汜人是一个善于辩论的人，在各种场合下都能以巧妙的言语反驳他人，并且能够指出对方的错误和漏洞。
在“汜论训”的故事里，汜人被描绘为一位智者，他能够在辩论中运用逻辑推理、比喻等技巧来挑战对手。这种对智慧与辩才的高度赞扬，反映了《淮南子》这部作品中的哲学思想，即强调了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并且鼓励人们通过对话和争论来发现真理。
总之，《淮南子·汜论训》是一个